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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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     2 3 4>>
      1893. 12. 26~1976. 9. 9 中國人民解放軍主要創建人和領導人,軍事家。字潤之。生于湖南湘潭韶山沖(今韶山市)一個農民家庭。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發后,曾在湖南起義的新軍中當過兵。1919年“五四”運動前后,接觸和接受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俄國十月革命經驗,逐步確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1920年秋在長沙創建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7月出席在上海舉行的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23年6月在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參加中央領導工作。 他是中國共產黨內最早認識革命武裝斗爭在中國革命中具有極大重要性的領導人之一。早在1924年就參與領導國共合作,并在1926年3月,針對蔣介石在廣州制造的“中山艦事件”后的形勢,主張聯合國民黨左派,發動工農群眾,以武力給國民黨右派堅決的回擊。同年5月和翌年3月,先后在廣州、武漢主辦農民運動講習所,對學員進行軍事訓練,培養農民運動和革命武裝斗爭的骨干,支援國共合作的北伐戰爭。11月任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積極領導湖南、湖北的農民運動。1927年3月,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提出推翻地主武裝,建立農民武裝。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在蔣介石、汪精衛發動和將要發動反革命政變的緊要關頭,于7月4日在武漢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提出:農民武裝可以上山或投到同黨有聯系的軍隊中去,以保存革命武力,“上山可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8月7日,在武漢召開的中共中央緊急會議上,鑒于大革命失敗的教訓,提出武裝奪取政權的思想。指出:“以后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會上被選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并同彭公達一起接受中共中央關于領導改組中共湖南省委和組織秋收起義的任務。會后,根據中共湖南省委決定,任秋收起義領導機關前敵委員會書記,負責組建工農革命軍第1軍第1師,并制定了在湘贛邊界地區舉行武裝起義的計劃。 1927年9月領導和發動湘贛邊界秋收起義。起義受挫后,主持召開前委會議,根據敵強我弱的實際情況,決定放棄進攻長沙的作戰計劃,率領部隊沿羅霄山脈向南轉移,到反動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尋求立足點。從進攻大城市轉到向農村進軍,開始探索中國武裝革命的正確道路。進軍途中,于29日在江西永新三灣村對部隊進行了改編,將部隊縮編為工農革命軍第1軍第1師第1團。在部隊中建立中共各級組織,將黨的支部建在連上,實行民主管理制度,建立各級士兵委員會。三灣改編,成為建設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的重要開端。同年10月下旬,率領工農革命軍到達井岡山,開展游擊戰爭,領導創建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并通過團結教育和改造工作,將袁文才、王佐兩支農軍改編為工農革命軍第1師第2團。12月底,為工農革命軍明確規定打仗消滅敵人、打土豪籌款子、做群眾工作“三大任務”。1928年1月初,率部南下遂川,召開前委和遂川、萬安縣委聯席會議,總結游擊戰爭的經驗,提出了“敵來我走,敵駐我擾,敵退我追”的游擊戰原則。3月,為工農革命軍制定了“三大紀律”和“六項注意”。后經逐步修改、補充,發展成人民軍隊長期遵循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4月,率部接應朱德、陳毅帶領的南昌起義軍余部和湘南起義農軍到井岡山會師后,部隊合編為工農革命軍(不久改稱中國工農紅軍)第4軍,任該軍中共軍委書記、黨代表。5月,在中共湘贛邊界第一次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共湘贛邊界特委書記,后任中共紅軍第4軍前委書記。7月,在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在堅持井岡山斗爭中,與軍長朱德一起總結并提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游擊戰爭十六字訣,對紅軍游擊戰爭起了有效的指導作用。同時指揮部隊擊退湘贛兩省敵軍發動的多次“進剿”和“會剿”,擴大革命根據地,發展土地革命。 同年10月、11月,撰寫《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和《井岡山的斗爭》兩篇著作,分別總結了井岡山地區建設革命根據地和開展武裝斗爭的基本經驗,闡明了中國的紅色政權之所以能在四周白色政權的包圍中發生和長期存在與發展的主要原因和條件,明確提出“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1929年1月,為打破敵軍“會剿”和嚴重經濟困難,與朱德率領紅4軍主力向贛南出擊,隨后在當地中共組織和群眾武裝的配合下,相繼建立了贛南、閩西蘇區。同年12月根據中共中央9月28日指示信(即“九月來信”)的精神和創建紅軍以來的基本經驗,主持起草了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草案。12月底,在福建上杭古田主持召開紅4軍第九次代表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古田會議決議》),決議規定了紅軍的無產階級性質和基本任務,強調了紅軍必須置于中國共產黨絕對領導之下的建軍原則,明確了紅軍中政治工作的地位,解決了如何把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革命軍隊,建設成為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這個根本性問題。決議在中共領導的人民軍隊的建軍史上起著長期的指導作用,是建黨建軍的綱領性文獻。1930年1月,撰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闡明了中國革命必須堅持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必須用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的發展去促進全國革命的基本思想。指出“紅軍、游擊隊和紅色區域的建立和發展,是半殖民地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斗爭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農民斗爭發展的必然結果;并且無疑義地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边@一理論標志著毛澤東關于中國革命必須走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的思想的形成。 1930年2月7日,在江西吉安陂頭主持召開紅軍第4、5、6軍軍委和贛西特委聯席會議,成立共同前委,任前委書記。8月,同朱德率領紅1軍團與彭德懷率領的紅3軍團在湖南瀏陽永和市會師后組成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任總政治委員、前委書記。9月,在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同年10月底至1931年9月,蔣介石先后三次調集重兵對紅一方面軍和中央蘇區發動“圍剿”,他提出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與朱德指揮紅軍有計劃地實行戰略退卻,待敵深入根據地后,在其兵力分散、部隊疲勞、士氣沮喪的情況下,集中兵力,于運動中各個擊破,打破了國民黨軍連續三次“圍剿”,使組成中央蘇區的贛南、閩西兩蘇區連成一片,并得到了鞏固和發展。在這期間,使紅軍在戰略上以弱勝強、在戰術上以多擊少的作戰原則得到完成。1931年先后任中共蘇區中央局委員、代理書記,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兼總政治部主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1934年被補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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