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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指使夏斗寅、楊森部襲擊武漢。他在叛軍逼近武昌時臨危受命，組織留守武漢的部隊反擊叛軍，經3日鏖戰,從紙坊鎮打到汀泗橋，將叛軍擊潰，使革命中心武漢轉危為安。同年7月下旬,任中共中央前敵委員會委員。 8月1日與周恩來、賀龍、朱德、劉伯承等領導南昌起義。指揮起義軍骨干力量第24師英勇奮戰,殲滅守敵第6軍57團和第3軍23、24團。起義后任前敵總指揮兼第11軍軍長,南下途中參與指揮會昌戰斗，所部第24、25師擔任主攻，率先突入會昌縣城，重創國民黨軍錢大鈞部，并將增援之敵黃紹竑部擊退。起義軍進入廣東潮(安)汕(頭)地區實行分兵后，與賀龍率第11軍24師和第20軍1師、2師向西進取東江地區時，于揭陽縣山湖(即玉湖)附近地區遭遇國民黨軍東路軍，激戰3晝夜，因敵眾我寡，傷亡很大。后轉到普寧流沙又遭東路軍大舉進攻，當起義部隊余部撤往海陸豐地區后，他與聶榮臻等伴同身患重病的周恩來乘船潛往香港。同年12月10日由香港到廣州，旋即參加領導廣州起義，任工農紅軍總司令。起義當晚在總指揮部召開的會議上，他根據敵強我弱和敵軍必將調動主力向我反撲的形勢，提議盡快以繳獲的武器擴大部隊，趁敵軍反撲之前主動撤出廣州，保存實力，另圖發展，但未被采納。12日，在起義主要領導人張太雷犧牲、敵人大舉反撲的危急時刻，與聶榮臻一起果斷下令撤退，保存了部分武裝力量。廣州起義失敗后，因受到黨內“左”傾領導的指責和共產國際某些人的冷遇，因而消沉，出走歐洲，與中國共產黨脫離了關系。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回到澳門，渴望參加抗日救國。1933年應國民黨軍第19路軍將領的邀請，曾到福建參加抗日反蔣活動。
抗日戰爭爆發后，擁護國共合作團結抗日，積極參與將南方8省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出任軍長。1937年10月應召赴延安會見中共中央領導人毛澤東，表示完全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堅決抗戰到底 。1938年與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后東南局)書記、新四軍副軍長項英等領導指揮部隊挺進華中敵后，開展游擊戰爭，創建抗日根據地。為了執行中共中央給新四軍制定的“向南鞏固,向東作戰，向北發展”的戰略方針,1939年5月他越過日軍封鎖線,北渡長江，在皖中主持成立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對部隊進行整頓、擴編,分途挺進皖東敵后，在淮南津浦路東西兩側開辟抗日根據地。1940年10月2日,日軍5000余人在空軍配合下,分兩路進攻皖南涇縣云嶺新四軍軍部。在國民黨軍有意避戰，縱敵肆虐的情況下，他親赴前線指揮軍部直屬部隊，選擇險要地形部署兵力，以節節堵截、相機反擊、日夜襲擾的積極防御戰法，消耗、疲憊敵人，經7晝夜頑強苦戰,斃傷日軍數百人,于8日晨將敵全線擊退。繼率部猛烈追擊至涇縣縣城再度將敵擊潰，收復縣城。同年11月中共中央決定，他任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總指揮,陳毅為副總指揮(葉挺北上就職之前，由陳毅代行其職權)。葉挺在新四軍任職期間，針對國民黨限制新四軍發展的方針，在編制、經費、防區以及兩軍關系等方面，與蔣介石及國民黨有關當局進行了許多交涉和斗爭。同時他還利用自己的影響，開展抗日統一戰線工作，向愛國人士、海外華僑、國際人士和國民黨內的朋友等，募集物資槍支款項，并動員一批學者、故舊、親屬參加新四軍，壯大抗日力量。
1941年1月，國民黨蔣介石集團掀起第2次反共高潮,調集7個師8萬余人的兵力,包圍襲擊奉命北移的新四軍軍部和駐皖南部隊，制造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在部隊遭國民黨軍重兵包圍，新四軍主要領導人項英猶豫動搖、一度放棄領導的嚴重情況下,他臨危不懼,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指揮部隊奮起突圍,浴血奮戰8晝夜。但終因寡不敵眾，部隊彈盡援絕，除2000余人突出重圍外，大部失散、犧牲和被俘。他自己在奉派與國民黨軍交涉時被扣押，先后被轉到上饒、桂林、重慶、恩施等地監禁五年零兩個月
。面對蔣介石 、陳誠、顧祝同等威逼利誘，他嚴詞拒絕，堅貞不屈。寫信向蔣介石表示：“挺不愿茍且偷生，以玷前修,愿保其真情而入地獄”，“個人之操守至死不可變”；并作《囚歌》明志,申明他不會“由狗的洞子爬出”,去接受“自由”，而只期待著“在烈火和熱血中得到永生”。
抗日戰爭勝利后，經中共中央營救,于1946年3月4日獲釋。5日即致電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要求實現他多年的愿望，加入中國共產黨。中共中央于7日復電,稱贊他忠誠地為中國民族解放與人民解放事業進行了20余年的奮斗，經歷了種種嚴重的考驗，決定接受他加入中國共產黨。4月8日，由重慶赴延安出席全軍整編會議，因途中飛機失事，在山西興縣黑茶山遇難。遺體葬于延安“四八”烈士陵園。遺著有《南昌暴動至潮汕的失敗》、《現代戰爭的性質特點與指揮》等,他記錄軍旅生涯的部分照片，被收入《葉挺將軍攝影集》。(見葉挺的軍事思想)(段雨生 趙酬 李杞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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