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抗戰敵我優劣之檢討

    作者:李宗仁




    (一)

    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下午,各報忽然發出號外,日本已宣布無條件投降。全國頓時鼎沸,八年抗戰至此已勝利結束,全國人民的喜悅,史無前例。漢中城鄉此時也歡聲震天,爆竹震耳欲聾。全城軍民舉行聯合大游行,各機關、團體紛紛派代表前來行營道賀。各人心目中無不充滿勝利還鄉、前程似錦的美夢。但是我本人此時反覺落落寡歡,頗使踵門道賀的人感覺詫異。

    其實此種心情一般人亦不難體會。因為象我這樣身負國家重任,前后統兵逾百萬人的高級將領,在勝利的爆竹聲中,回顧前瞻,難免百感猬集。古人說:“一將功成萬骨枯”,抗戰八年,全國死難軍民何止數千萬,即在五戰區內,犧牲亦不下數百萬人。我們試一念及因抗戰而招致家破人亡的同胞,以及為國族生存而在戰場上慷慨捐軀的袍澤,他們所遺留的寡婦孤兒,如今皆嗷嗷待哺。與念及此,能不凄惻。

    況且,抗戰雖告勝利,前途荊棘正多,而中央當國者又私心自用,宵小橫行。眼見內政、外交危機接踵而至,我人身當其沖,又將何以自處。凡斯種種思想皆與勝利一時俱來,構成極復雜的心境。

    然今日回思,當時心情的悒郁,實非一時神經過敏,嗣后國事的發展,均在當時逆料之中。固知天下事的形成,皆非偶然。日人處心積慮要侵略中國,經營數十年,卒至一敗涂地,蒙千年來未有的奇恥大辱,實罪有應得,自貽伊戚。

    至于我國革命數十年,最后竟招致強鄰入侵?箲鸢四,幸獲勝利,然不數年,大陸鼎沸,政權易手。此種事勢的形成,初非一朝一夕的錯誤有以致之,實在也是積弊太久,病入膏肓的必然現象。所以本章擬對八年抗戰中敵我的得失,作一公平的檢討。

    今先從敵人說起:

    日本侵華戰爭的基本錯誤便是“企圖征服中國”,本身便是一個不可補救的錯誤。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后,侵華一直是它的基本國策。此種國策的奠定,可能有兩種因素:(一)是受西方帝國主義的影響。日本目擊西方列強由于侵略弱小民族而致富強,所以它要踵起效尤。(二)是日本對中國的錯覺。

    日本人一向把中國看成一個無可救藥的古老國家,他們認為中國傳統是重文輕武,是教育落后,統治者用愚民政策,以愚黔首,以致長期貧弱,不可與西化了的日本抗衡;再者,中國被國內的少數民族征服已不止一次,往者有蒙古,近者有滿洲。滿、蒙二族尚且統治中國,況日本乎?!殊不知日本這種想法是完全錯誤的。時至二十世紀中葉,全球所有被壓迫民族獨立圖存的風氣已如火如荼。西方帝國主義且已日益式微,繼起的日本焉能后來居上?所以日本開明之士說,日本侵略中國,無異吞下一顆定時炸彈。再者,日本認為中國是古老文化,不堪一擊,殊不知日本的文化正是從中國傳去的,最近才受西風東漸的影響而從事維新。中國也正以同樣方式接受西方文化,民族意識逐日提高。不過中國幅員廣大,人口眾多,改革起來沒有日本那樣迅速有效罷了。惡可視為無反抗能力,而必定被人征服?

    日本既以侵華為國策,田中義一并認為征服中國為征服世界的階梯。但是日本究系島國,民族眼光短視,胸襟狹隘,政治、軍事領袖皆有志大才疏之弊,徒有成吉思汗的野心,而無成吉思汗的才能和魄力。因而他們侵華的方式,是蠶食而不是鯨吞。既已作了侵略者,又沒勇氣承認對華戰事為“侵略”,卻硬說是“事變”,而且這些“事變”的制造,又是毫無計劃的盲目行動。例如沈陽“事變”是土肥原、板垣等少數中下級軍官搞起來的。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事前竟不知其事。事后關東軍司令部和日本政府只有追隨少壯派軍人之后,為其越軌行為作辯護。此實非文明國家應有的現象,然日人行之,不以為怪。

    侵華戰事既已發動,而日本人又沒有氣魄來大舉稱兵。等到中國民憤達到最高潮,以致盧溝橋“事變”無法收場,大規模用兵勢在不免之時,日本又不愿傾全國之師來犯。只是在華北、華東用少數兵力與中國作戰,到兵力不敷時,才逐次增兵,深入作戰。這種“逐次增兵法”便犯了兵家大忌。中國地廣人密,日軍一個師團、一個師團地開入中國,正如把醬油滴入水中,直至把一瓶醬油滴完,為水吸收于無形而后已。日本人便是這樣一滴滴地,滴進了六、七十個師團在中國大陸,但是還是泥腿深陷,坐以待斃。

    所以日本既處心積慮要征服中國,就應乘歐洲多事之秋,一舉把中國吞下。日本平時國防軍有二十個師團,稍一動員便可遞增至四、五十個師團。如果盧溝橋戰事發動前夕,日本便動員全國,首批派遣三十個師團同時分途進犯。用閃電戰方式,主力由平漢、津浦兩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實行戰略上大迂回,占領蘭州,一舉切斷中、蘇的交通,并與沿隴海鐵路西進的部隊相呼應,夾攻陜西,占領西安,得隴望蜀,威脅成都。同時利用海道運輸的便利,向長江、珠江兩流域西進攻擊,與其南下的主力軍相呼應,使西南各省軍隊不能調至長江流域作戰,則占領淞滬、南京、武漢、長沙等戰略要地,即無異探囊取物。然后右路越秦嶺占成都;中路上宜昌,穿三峽,入夔門,占重慶,左路經廣西,向都勻,入貴陽。一舉而占領中國各重要都市,將我方野戰軍主力摧毀,將零星游擊隊趕入山區,支解我們整體抵抗的局面,陷全國于癱瘓狀態,并非難事。到那時,我政府只有俯首聽命。

    等到大勢已去,縱使我們的極端主戰派也只好鉗口結舌。則以蔣、汪為首的反戰派和三日亡國論者自將振振有詞,率全國人民屈服于暴力之下了。然后,一俟德、意向外侵略,歐戰發展到頂點時,日本即可挾中國的人力物力,向亞洲防衛力量薄弱的地區,進行狂風擄掠性的戰爭,則南進北進,均可游刃有余。如此,二次大戰結束的面貌,恐將完全兩樣了。

    日本的基本政略既已鑄成大錯,而其小規模局部戰略運用錯誤亦復如出一轍。盧溝橋事變后彼方乘我政府的不備,不宣而戰,瞬息即擊破我華北的駐軍。如果乘勝跟蹤窮追,使我政府無喘息的余暇,占領東西交通動脈的隴海路,進迫武漢、南京,截斷長江運輸,則京、滬不攻自破。日軍有此天與的良機而不取,竟將其主力軍投入四面崇山峻嶺的山西,以致曠日持久,作繭自縛。雖用盡九牛二虎之力,前鋒勉強一度進至黃河北岸,然而南望風陵渡,面對洶洶巨浪,何能飛渡?其后雖把主力軍抽出,南下圍攻徐州,西進攻占開封,企圖席卷豫、皖產糧區域,卻又被黃河決堤泛濫所阻。逼不得已,乃轉循長江西侵。因兩岸地形復雜,進展甚緩。到占領武漢,已成強弩之末,形成僵持的局面。中國歷史上元、清兩代入關,系由北方南下,以居高臨下之勢,自可事半而功倍。日本恃有海軍的支援,違背傳統戰略有利條件,改由海道溯江西上作仰攻。兵力又不敷分配,其失敗固可預卜。

    日本之所以在戰爭初期不這樣做的道理,一則或許由于無深謀遠慮的政治家以及氣魄雄偉的戰略家,他們相信我們不會長期抵抗,南京、武漢失守之后便要投降了。再則是他們本國之內可能亦有掣肘之處,軍閥未能隨心所欲。關于此點,研究日本問題的專家們當可提出極詳盡的答案。但是,日本既然不能放手來侵略,則又何必搞此無結果的侵略呢?以上便是注定日本必敗的兩項重要因素。

    至于日本軍隊的長處,那也確是說不盡的。日本陸軍訓練之精,和戰斗力之強,可說舉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陣時,上至將官,下至士卒,俱按戰術戰斗原則作戰,一絲不亂,令敵人不易有隙可乘。日本高級將領之中雖乏出色戰略家,但是在基本原則上,絕少發生重大錯誤。日本將官,一般都身材矮小,其貌不揚,但其作事皆能腳踏實地,一絲不茍,令人生敬生畏。這些都是日本軍人的長處。不過如果一個國家的大政方針的出發點已錯,則小瑜不足以掩大瑕。何況“兵兇戰!,古有明訓,不得已始一用之。日本憑了一點武士道精神,動輒以窮兵黷武相向,終于玩火自焚,豈不是理所當然嗎?

    (二)

    我方部隊亦有若干優點足以一述。第一,我們是以哀兵作戰,為著保家衛國,與入侵強寇火拼。所以抗戰初期,士氣的悲壯實亙古所未有。語云“一個拼命,萬人難當”,何況我們全國奮起,和敵人拼命?再者,在本土之內與深入的外族作戰,實具備天時、地利、人和各種條件。同仇敵愾,到處得到人民幫助,隨處可以補給,敵人的情形,適得其反。故我軍裝備雖差,但是在交通不便的鄉村,反可利用游擊戰來困擾敵人,不象敵人的機械化配備,一離開交通線便運用不靈。我軍還有一最大優點便是吃苦耐勞,在任何惡劣條件下,都可繼續作戰。

    但是我方除上述少數優點之外,其缺點亦復不少。例如官兵未受嚴格訓練,軍紀廢弛,戰斗力薄弱。因軍隊傷亡奇重,中央兵役司到處派員抓兵,闔閭騷然。新兵未經訓練,即倉卒開赴前線應戰,無異驅羊以喂虎口。糧餉待遇既微,致士兵恒苦營養不良,骨瘦如柴。醫生、藥品均極缺乏,受傷患病官兵境遇之慘,有不忍言者。所以中日戰前,日人視中國軍隊如無物,亦不為無因。

    至于中央政府政治、軍事措施的乖謬,更是數之不荊若說“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則吾人首先便要自中央政府說起。

    老實說,抗戰前乃至抗戰期中,我們的中央政府實在沒有具備任何足以與外族作戰的條件。

    自北伐完成后,中央政府中,事實上是蔣先生一人當國。

    由于他蓄意排除異己,造成由他一人控制的黨政軍系統,因此引致內戰頻仍,兵連禍結。中央當局為政既不以德,則中國真正統一便永遠不能完成,為應付這一錯綜復雜的政治局面,蔣先生在中央各部門,及其權力能到達的省份中,全是因人設事。不是用人唯材,勵精圖治,而是以政府名器作酬庸,來拉攏親蔣人士。因而在中央能徹底控制的省份中,其行政效率與各項建設,反不若中央政令不能貫徹的各剩桂、粵、晉、川、滇等省曾與中央有過對立或隔閡,姑且不論,即以與中央比較接近的魯、湘二省為例,亦可見一斑。

    山東省主席韓復榘,系在馮玉祥的西北軍中行伍出身,僅略識之無,政治觀念的落后更不必言。所以韓氏為一省之長,可說是條件不夠。再看湖南省主席何鍵,原為唐生智所部第三十五軍軍長。為人圓滑,而不能任事,只因湘省介于粵、桂、黔之間,可作緩沖,故得久任主席。此人思想既舊,對政治尤屬外行。然韓、何二人皆非中央系統中人,對中央僅作有限度的服從,平時與反抗中央的西南各省,信使往返甚密,凡國內有紛爭,他二人的態度均甚模棱。因而中央對湘、魯兩省的省政甚少干涉,以致韓、何二人在抗戰前一直做了八年的省主席。韓、何雖非理想的行政人才,但是因省政安定,人事無甚更動,黨政軍之間頗少磨擦,因而湘、魯兩省的治安亦差強人意,共產黨無法生根。省內政治、經濟設施,八年以降多有可觀。因中國積弱太久,當政者不論賢與不肖,只要給以機會,他們總會為國家、人民作點建設事業。所謂“積跬步可以致千里”,只要有意前進,速度雖慢,猶勝于一曝十寒。

    反看對中央政令貫徹最力的豫、鄂、皖、贛等省便不然了。湖北自民國十八年到抗戰開始,七年之間竟五易主席(計有夏斗寅、何成#F、楊永泰、張群、黃紹竑)。湖北可說是我國各省中先天條件最好的之一,交通輻輳,物產豐饒。這五位省主席中,除夏斗寅外,都可說是當時政壇上第一流的人物,為蔣先生所倚重。但是七年之內,湖北省內可說是貪污成風,建設毫無,軍隊云集,而紅軍仍肆意流竄,成為國內最糟省份之一?箲鹨郧,鄂東、鄂北是武漢兩道門戶,甚至連一條公路都沒有,其他建設也就可想而知了。

    至于治安,則更不必說了。鄂東的豫、鄂、皖邊區早成為共產黨張國燾和徐向前的天下,鄂西則為賀龍、蕭克所盤據。滋長茁大,卒成心腹大患,而中央與鄂省當局均束手無策,莫可奈何。

    鄂省地方行政的糟亂與貪污的盛行,戰前實鮮有其匹。但是這并不是偶然的現象。主要的原因是由于省政的不安定。我國政治迄未走上法治的正軌,因而形成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局面。省政首長一更動,則廳、處長、行政專員、縣長全盤更動,甚至事務人員也都徹頭徹尾換掉。故一省首長如頻頻調換,則全省上下公務人員,人人皆存五日京兆之心。一有機會,便大撈一筆,愈速愈妙,以免錯過。從政人員志在貪污,則省政便不可復問了。

    湖北如此,安徽、江西、河南等省亦莫不如此?箲鹎捌吣曛畠,安徽六易省主席,政治情況之糟亦與湖北相埒。蔣先生為什么要這樣做呢?最大的原因是他不把國事當事做,而把政府職位作酬庸,以市私恩。這樣,國家政治豈有不糟之理呢?此外,如張群、何成浚等人,都是蔣先生朝夕咨詢的智囊,他們雖當了省主席,卻經常不在省府辦公,“主席”只是掛名而已。省政由人代拆代行,為代理人的,當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所以蔣先生統治下的“中央集權制”,事實上是“包而不辦制”。如果他肯放手讓地方當局去從事興革,國家反而容易搞好了。

    再者,蔣先生對地方政府的駕馭,一向是采用“分化統治”的方式。故意使一省內的黨、政、軍互相對立,不時傾軋,以免一省首長的權力太大,不易控制。所以湖北七年內的五個省主席中,雖然有四個是職業軍人,但是他們對駐軍卻無絲毫監督和調動之權。加以中央的剿共政策原來是借共軍力量來消滅“雜牌軍”。所謂“中央軍”的主要任務為監視“雜牌軍”,是對付自己人的,不是防御敵人的。因而一旦與共軍作戰,各軍皆避實就虛,保存實力。共產黨就乘機茁壯了。

    我們試一翻閱地圖,便知共產黨當年的根據地多在贛、鄂、豫、皖四省,而該四省正是中央權力徹底到達之區。號稱共產黨老家的湘、粵兩省,中共反無法立足,甚至在省當局統治能力最薄弱的山東、四川、貴州、云南等省,中共也無法滲透。孰為為之,孰令致之。我們稍一思考,便不難獲得答案。

    加以蔣先生為鞏固其獨裁政權,竟不擇手段豢養特務,魚肉人民。知識分子偶有批評蔣先生的,輒遭迫害。其屬下文武官員也每因私怨而被借端槍斃,或因受疑忌而慘遭毒手。其他暴政,罄竹難書。例如暗殺學者楊杏佛,申報主筆史量才,湖北省主席楊永泰,前直魯督辦張宗昌,前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前抗日救國軍軍長吉鴻昌,外交界元老唐紹儀,“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樸,西南聯大教授聞一多及前陸軍大學副校長楊杰。捕殺第三黨領袖鄧演達,第十三軍軍長賴世璜,第十軍軍長王天培。又如用綁匪手段劫持民社黨領袖張君勱,拘禁立法院長胡漢民及廣東省主席李濟深。逮捕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等愛國“七君子”,及重慶大學教授馬寅初等。至于被屠殺的農工群眾與青年學生,尤不知凡幾。更勾結江浙買辦階級,濫發公債以營利,操縱金融以自肥。結納邦會和各種黑社會頭目,公然販賣煙土,制造毒品,貽害中外。因之,金融市場悉為官僚資本所壟斷,皇親國戚,權傾中外。上行下效,貪污之風彌漫全國。

    中央政府既然如此,則我們對外抗戰時政治上的艱難也就可想象了。

    (三)

    我國軍事上的糟亂也不在政治之下?箲痖_始時,全國軍隊不下數百萬人,但是五花八門,雜亂不堪。就歷史系統來說,有所謂中央軍、東北軍、西北軍、山西軍、粵軍、桂軍、川軍、滇軍及其他各省地方軍。就訓練方面來說,各軍訓練方法極不一致。就裝備來說,中國軍隊可說是全世界各種武器的陳列所,德、日、俄、意、英、美、法、捷克等一應俱全,國內的漢陽、金陵、鞏縣、沈陽、太原等兵工廠出品也各不同,故軍隊的配備,因軍而異。就地域來說,有北方軍人,有南方軍人,其生活習慣和作戰的適應性也各各不同。就征募方式來說,廣西是征兵,中央及其他各省是募兵,也有征募并行的。就思想來說,三民主義之外,還有一支信仰馬列主義的第八路軍。這些軍隊的性能可說完全不同,戰斗力的強弱也極懸殊。

    不過在抗戰初期,由于民族意識濃厚,和對敵人的極端憎恨,所以數百萬人敵愾同仇之心卻完全是一致的。大家一致服從中央,全力抗戰。中央當局此時如能去其一貫的褊狹心理,大公無私,一視同仁,視各部隊的作戰能力善予運用,則經過八年的抗戰,這數百萬人確可熔于一爐,變成一德一心的國家軍隊,無奈中央當局始終不能開誠相見,無法達成理想。

    第一件令人不服的事,便是硬把全國軍隊分成“中央系”和所謂“雜牌”。在武器、彈藥、被服、糧餉各方面,中央軍得到無限制的補充,雜牌軍則被克扣。前章已說過,如中央的對付龐炳勛,當各軍都在擴充之時,龐軍獨奉命裁去一團。又如川軍開到徐州,我竭力請求補充,中央破例補充了每軍步槍二百五十支。這真是“杯水車薪”,何濟于事?因而在大敵當前之時,并肩作戰的友軍,有的食豐履厚,武器糧良,氣焰凌人,有的卻面有饑色,器械窳劣。要他們同樣出死力而無怨尤,又豈可得呢?

    由這種歧視所產生的惡果,則更是歷數不荊就以“中央軍”而言,上上下下都是具有“通天”本領的“天子門生”。大家唯領袖之命是從,將帥不和,上下傾軋,作戰能力自然無法提高。但是犯起法來,大家都是黃埔同學,又官官相衛,蒙蔽最高當局。茲舉一實例:民國三十年,五戰區第十補充兵訓練處第二團團長何中明(黃埔四期畢業),其團部駐老河口南三十里的仙人渡,曾將病兵三十余人衣服剝光活埋致死。何的同事見此事太殘酷,乃據情報告長官部。我便派軍法官及有關人員前往查辦,并掘墳檢視,情形確實,慘不忍睹。因將何中明扣留,交軍法處審訊屬實,判處死刑。本擬就地槍決,以申國法。不意中央當局聞訊,電令押解重慶軍法總監部,旋即釋放。因軍法總監部內高級人員多系黃埔畢業生,狼狽為奸,盡管何中明罪無可逭,也可逍遙法外。

    可是蔣先生卻最喜歡人家恭維黃埔畢業生是如何如何地好,雜牌部隊是如何如何地不好。而他的左右又都是善于阿諛的人,于是蔣先生朝夕所聽到的批評,和看到的特務密告,都正如他所想象的。因而成見愈深,欲消滅雜牌部隊之心也愈切。

    此種情形發展到抗戰末期尤糟不可言。有些“雜牌”部隊因久無補充,部隊長官不得已向蔣委員長面訴衷曲,委員長表面上故作矜恤,溫語有加,親下手令,囑兵站補充;然后視部隊的系統,親自電話或令侍從室主任吩咐,照手令上的數目撥給,或者打個折扣。若無電話預先交代,軍政部的兵站就以庫存已盡來搪塞。于是,有些部隊長官探知個中內幕情形,為保存部隊實力,免被淘汰失業計,乃勾結侍從室和兵站官員,實行賄賂,則武器彈藥又可源源而來。軍隊為國捐軀,武器損失,彈藥消耗自所難免,尚須向上級機關官員行賄才可得到補充,實為千古未有的怪現象。

    當我在老河口的最后兩年,有一新編師奉調受五戰區節制。師長王認曲為黃埔第一期畢業生,深通此道。那時第二十九集團軍總司令王纘緒得了委員長親批手令,仍得不到補充,而王師長后來才得到手令,卻領到了。王鴻韶參謀長便問王師長理由何在。王微笑告王鴻韶說:“其中有竅門!”王鴻韶追問其“竅門”何在。王說,他奉批得新槍一千支,他決定賣掉二百支,就以這筆款項向經管倉庫人員行賄,如此他尚可實得八百支,比王纘緒一支也得不到強多了。

    后來,傅作義也告訴我一件故事。某次傅奉委員長親批彈械一批,可是傅在西安的辦事處主任卻無法領到。西安倉庫主任老實不客氣地告訴傅的辦事處主任說,要領武器,一定要出錢。該辦事處主任便發電向傅請示。傅說,錢當然付,不過可否請該倉庫主任給一收據。那倉庫主任利令智昏,竟真的給傅的辦事處寫了一張收據。傅有證據在握,乃立刻告到委員長那里。果然,委員長一怒之下,把這位倉庫主任撤職了?墒遣痪弥,他卻又當了另一倉庫的主任。這種賄賂公行的局面,便是我們抗戰末期軍事行政的特色!

    至于雜牌軍部隊本身呢,在這種無法無天的局面之下,也就竭力自救。他們都知道中央當局欲利用對日抗戰來消滅他們,平時克扣糧餉,戰時不予補充,等他們消耗得差不多了,便將他們遣散或改編歸并其他部隊,空出的番號,便可以“嫡系”補充了。

    所謂雜牌部隊,其中是分等級的。例如我們廣西部隊,雖然自北伐以來,我們實在是國民革命軍的正統,但是在蔣先生的心目中,我們也是“雜牌”。不過由于抗戰初期五戰區的輝煌戰果,使中央不得不另眼相看。再者,我國諺語說“朝中有人好做官”,我們在朝中有白崇禧任副總參謀長,嗣兼軍訓部部長,在外有我本人任戰區司令長官。所以廣西部隊總算是承蒙中央優禮有加了。

    至于其他部隊,如福建綏靖主任陳儀的部隊,雖然也是“雜牌”,但是陳儀畢竟是浙江人,蔣先生的同鄉,所以也多少受到些優待。最慘的,要算是那毫無背景的孤魂野鬼,例如龐炳勛、高樹勛、孫殿英一干人了,其次則為馮玉祥統馭過的西北軍、張學良統馭過的東北軍、陳濟棠統馭過的粵軍、唐生智統馭過的湘軍,以及川、滇、黔、陜、甘等省的軍隊。

    中央是蓄意要消滅他們的。糧餉既缺,中央還派了大批黃埔生去作他們的高級參謀和副軍長。這些人事實上都是蔣先生的耳目,對部隊的一言一行,有時甚至無中生有,都報告到蔣先生那里去。平時在部隊中作威作福,目無余子。

    須知我國將領都是除掉帶兵打仗之外,一無所長的職業軍人,軍隊便是他們的家。我國既沒有良好的退休制度,他們一旦脫離部隊便無法生存。中央既用種種方法去消滅他們,他們也就用種種方法自救圖存。平時在前線,一怕敵人攻擊,二怕被共產黨吃掉,最怕的還是被友軍的中央軍繳械。在這種情況之下,圖存之不暇,哪里有心思去抗戰呢?狡猾一點的,便用重金到中央去拉關系。例如徐源泉便一意投靠何成浚,再利用何成浚去疏通侍從室。侍從室路線打通了,以后凡有不利于徐源泉的報告都一概被扣壓下來,留中不報。徐軍因此便可得到補充,然后利用此補充款項的一部去作活動經費,因而形成了一個貪污和行賄的大循環。

    關于我國政治、軍事上的各項缺點,我在南京、武漢、重慶曾不斷地向蔣先生坦白進言,請求改正。我說:“這些事,別人不敢對你說,只有我敢向你說,希望你采納!睙o奈我言之諄諄,他聽之藐藐,哼了幾聲便算了。這也可說我們的國運是活該走下坡路吧!

    (四)

    我國抗戰的戰略錯誤亦多。從基本原則上說,我們對一個優勢敵國侵略的戰爭,應該是長期的消耗戰,直到把敵人拖垮為止,決不與敵人爭一城一地的得失,自喪元氣,消耗主力。所以抗戰一開始,我們斷不可把全國軍隊的精華集中在京、滬、杭三角地帶,任敵方海、陸、空軍盡量發揮其優越性能。蔣先生當時作這決定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第一是由于他不知兵法,而好意氣用事。因蔣的本性是絕對親日的,但目睹失地千里,日本仍不滿足,使他面子上無以自處,實在氣憤不過,所以不顧一切,和它一拼再說。這是個絕大的錯誤。因為做統帥的人,甚至獨當一面的指揮官,一定要冷靜,千萬不可使氣。一時沖動,往往正墮敵人奸計之中。第二,?

    設為主頁】【打印】【返回頂部
     
     
     
        
     

    滬ICP證000263
    關于本站 設為首頁 加入收藏 聯系我們 技術支持  

     版權所有:上海國防戰略研究所

     Copyright © 2008 by http://www.tricayman.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特黄特色大片免费播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