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特刊|到延安去


    來源:中國軍網-解放軍報 作者:冉煒君 責任編輯:姬彩紅 2021-04-20 07:00

    到延安去

    ■冉煒君

    “幾回回夢里回延安,雙手摟定寶塔山……”一首《回延安》凝聚著人們對寶塔山的深情仰慕和對延安的無比向往。

    延安是中國革命的圣地,更是革命者的精神家園。到延安去,曾經是響徹中國大地最響亮的口號;到延安去,曾經是無數革命志士最強烈的心靈呼喚。13年延安崢嶸歲月,中國共產黨由小到大、由弱到強,從低谷走向高峰,最終扭轉了中國的乾坤。

    穿過歷史的煙塵,延安精神在這片熱土上賡續傳承,如同滾滾延河水奔流不息。

    1935年9月19日,陜甘支隊第一縱隊抵達甘肅哈達鋪暫時休整。當時,因形勢多變,紅軍尚沒有明確的目的地和落腳點。在哈達鋪,第一縱隊意外地發現了國民黨的《山西日報》,上面刊載著一條閻錫山部隊正“圍剿”陜北紅軍劉志丹、徐海東部的消息。

    “陜北還有一個根據地哩!這真是天大的喜訊!”時任陜甘支隊第一縱隊政委的聶榮臻趕緊派通信員,快馬加鞭把這張報紙送給還沒到達哈達鋪的毛澤東。

    此時,隨陜甘支隊第一縱隊翻越岷山到達鹿原里的毛澤東、張聞天等中央領導,也收到第一縱隊偵察連連長梁興初、指導員曹德連收集到的國民黨報刊。毛澤東從這些報刊上獲悉陜北有相當大的一片蘇區和相當數量的紅軍。他十分高興,馬上把這些報紙轉送給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博古等,召集他們開會,決定落腳陜北。

    9月22日,毛澤東在哈達鋪關帝廟召開的陜甘支隊團以上干部會議上做了行動方針與任務的報告。他指出:民族的危機在一天天加深,我們必須繼續行動,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計劃。首先要到陜北去,那里有劉志丹的紅軍,從現地到劉志丹創建的陜北革命根據地不過七八百里的路程,大家要振奮精神,繼續北上!

    不難想象,這個消息讓紅軍官兵多么興奮。這支隊伍一路走來,穿著破衣爛衫、餓得皮包骨頭、累得精疲力竭。此時,突然站在了“家”門口,怎能不讓他們歡欣鼓舞、舉臂歡呼。

    延安張開寬闊的胸懷,將被國民黨軍圍追堵截下,爬雪山、過草地,徒步轉移二萬五千里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熱切地擁入懷中。

    已經在中國工作了7年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此前聽到過許多關于共產黨的傳說,“有些人否認紅軍的存在,認為根本沒有這么一回事。只不過有幾千名饑餓的土匪罷了。有些人甚至否認蘇維埃的存在……然而,親共的人卻稱頌紅軍和蘇維埃是中國要擺脫一切弊害禍患的唯一救星”。

    當時在斯諾看來,“世界各國中,恐怕沒有比紅色中國的情況是更大的謎,更混亂的傳說了”。解開這個迷是斯諾醞釀已久的課題,但是,一個外國人想進入被國民黨嚴密封鎖的紅色根據地相當困難,甚至不可能活著回來。但斯諾還是打定主意準備到延安去。他要以非共產黨人士的身份考察蘇區。他覺得用自己這顆外國人的頭,冒險去見毛澤東、朱德這兩個被國民黨懸賞25萬銀洋的共產黨首腦,了解藏在他們昂貴頭顱中的“名堂”,是值得的。

    1936年7月13日,埃德加·斯諾和美國醫生喬治·馬海德在宋慶齡的推薦下,到達了中國工農紅軍最高指揮部駐地——保安縣(今延安市志丹縣)。

    斯諾在蘇區看到,紅軍部隊的生活非常艱苦,戰士住在簡陋的窯洞甚至草房、馬廄里。但他們絕不是外面傳說的那種“留著長胡子,走路的時候到處吆喝,在皮包里夾帶土制炸彈,跟土匪強盜一樣的人”。他們是一支由年輕人組成的軍隊,戰士平均年齡19歲,軍官平均年齡也只有24歲。他們過著有嚴密組織和嚴格紀律的生活。不作戰時,他們還要進行軍事訓練、上課和各種各樣的活動,既忙碌又健康。

    經過長達4個月的采訪,斯諾最終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介紹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以及許多紅軍將領的著作《紅星照耀中國》(后為方便出版,中譯本更名為《西行漫記》)。1937年10月,《紅星照耀中國》在英國倫敦首次出版,出版幾周后,就銷售出10萬冊。隨后,這本書先后被譯為20多種文字,幾乎傳遍了全世界。

    繼斯諾之后,有更多中外記者來到延安,通過與中國共產黨人直接接觸,寫下了諸多關于中國共產黨的報道,向外界展示了中國共產黨的真實情況,有力地擊破了國民黨當局的謠言,吸引了眾多有志青年到延安去,向紅星照耀的地方匯聚。

    馬海德是醫學博士,在對延安進行實地考察后,他堅定地留了下來并積極投身于中國革命事業。不久,他加入中國共產黨。1940年,馬海德與魯迅藝術學院女學員周蘇菲結婚。

    著名作曲家冼星海1935年從法國畢業回國后就投入抗日救亡運動。1938年3月4日,冼星海讀了《抗戰中的延安》這篇報道,感到很興奮。在他看來,國民黨統治區是一個向著墮落處下沉的地方,而延安則是向著光明的、有希望的、上進的新中國的發祥地。對自由和光明的向往,讓他不斷地思考人生方向。1938年9月,冼星海接到一封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全體師生發來的電報,邀請他前往學院擔任音樂系教授。冼星海早就了解到,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是中國共產黨為培養抗戰文藝干部和文藝工作者而創辦的一所綜合性文學藝術學校,已經集中了一大批愛國藝術人才。雖然已經考慮到可能會遇到種種困難,但冼星海還是決定帶著妻子一起到延安去。

    1939年1月,冼星海出任延安魯迅藝術學院音樂系主任兼教授。除了負責音樂理論、作曲、音樂史、指揮等課程的教學,音樂創作是他更重要的任務和追求。冼星海在艱苦的環境里,克服巨大困難,陸續創作了《黃河大合唱》《生產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等4部大合唱、1部交響樂、幾十首歌曲,為鼓舞根據地軍民抗戰士氣做出巨大貢獻。

    一天,冼星海去看望青年詩人光未然,聽他朗讀新創作的詩歌《黃河吟》。這首詩歌是武漢淪陷后,光未然帶領抗敵演劇第三隊,從陜西宜川縣壺口附近東渡黃河,前往延安途中親臨急流險灘、怒濤漩渦、礁石瀑布,目睹黃河船夫與狂風惡浪搏斗的情景,聆聽了悠長高亢、深沉有力的船夫號子而創作的。這組詩以黃河這一中華民族的象征為貫穿形象,表現出強烈的民族氣節和不屈的斗爭精神。

    冼星海聽后頓時產生共鳴,表示要為《黃河吟》譜曲。當時,延安長期受到國民黨的經濟封鎖,條件非常艱苦。冼星海住在一孔破舊不堪的窯洞里,缺衣少食。由于長期疲勞、營養不良,他在體力上很難支撐這一大型創作。

    為了讓冼星海有充沛的體力進行創作,組織上想方設法給他補充營養。冼星海愛吃糖,組織上就想辦法給他買了兩斤。1939年3月的一天,冼星海盤腿坐在炕上,一邊嚼著白糖,一邊譜曲。博大深厚的民族情感,不斷激發著冼星海的創作激情,樂思如泉涌一樣,不斷地從筆尖流到了紙上。經過6個晝夜的創作,《黃河大合唱》初稿終于完成了。半個月之內,他又陸續完成了該作品8個樂章及伴奏音樂的全部樂譜。一部中國近代音樂史上的偉大作品,從延安的土窯洞里橫空出世,唱響中國乃至世界,成為愛國救亡的精神號角。

    我是聽著《黃河大合唱》長大的人。一閉上眼睛,那鏗鏘有力的旋律便帶著歷史的畫面穿越而來。我不知道自己為什么從延安浩如煙海的歷史資料和故事中,只擷取了這3段。如果一定要回答的話,應該是:我也要到延安去!去看那永不褪去的紅色,去親吻延安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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